桂平

新相簿

科生專訪

據說在科大衛的課上，不時有「奇景」出現。

他在○四年從英國牛津回流中大當歷史系系主任，初時他的課只有寥寥十數個學生，到了下學期，會忽然湧來五、六十人，逼爆課室，學生要到隔壁班房借坐。旁聽生有些來自內地，有的更來自日本。聽到精采處，同學們還會禁不住激動鼓掌。

他是中大校長劉遵義專誠「挖」回來的「星級學者」，以研究華南宗族史、中國商業史等揚名國際。

他說流利廣東話，口頭禪是「我思疑……」，訪問期間他思疑了幾十次，更思疑過訪問的動機。廣告說人到中年，最忌失眠、多疑與心煩，但科大衛卻擁抱多疑，多疑讓他產生了魅力、思疑出歷史的意義、做學問的真諦。

1969年 港大歷史系畢業

1976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畢業

1976-89年 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

1990年 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文化教授

1990年 牛津大學當代中國史教授

2004年 中大歷史系系主任

稱得上「明星」，通常都有古怪脾氣。訪問之前，公關說有些學生聽不懂科大衛的話；學生就說，科大衛總是「呵呵呵」的模棱兩可，得自行猜度他話的真意。訪問才十分鐘，旁人的話一一應驗。講到研究過程與緣由，科大衛首先拿出兩部他撰寫的書，意指希望記者自行從中找答案。記者多番追問，他才吞吞吐吐︰「這個故事好長篇的，要講好耐……」

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，是二十年前跑到新界東鄉村去做考察和口述歷史。問為何忽然跑去新界東，他又反問記者︰「你明不明白我們去外國讀書是怎樣一回事？」接猛講他博士論文寫了條方程式去解釋江蘇動亂何以發生，下刪幾百字似是而非的答案；尋常人家怎不聽出一頭冷汗？

再問他好的歷史學家需具備怎樣的條件，他眼睛轉了轉，欲言又止︰「這個問題好難答……我思疑好的歷史學者是懂得從時間的過程去了解現在，不會單純地以時代作為研究範圍，而是清楚了解事件的起源、演變與影響。」

憤怒青年

於是乎，新界東的鄉村考察，不該是頃刻間由石頭爆出來，並理所當然該扯到美國的博士論文去。科大衛形容自己是「生於六七暴動的大學生」，那時他在香港大學唸歷史，並思疑為何有暴動發生。這個思疑就讓他尋到美國去寫怪誕的論文，繼而回到香港的鄉村去尋找歷史文物去解開謎團。過程中他迷上了鄉村，遂展開持續七年、踏遍數百條村落的奇幻旅程。

有次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跑到禁區內抄碑文，有個經歷過日戰的婆婆給他們口述歷史，講戰亂下她流離失所、喪失親人的悲慘經歷。科大衛的同行友人聽到哭了，但他的反應則是「有點憤怒」。「我們在學校唸的歷史綑綁在一個與事實生活沒有關係的系統下，沒辦法把這些重要的歷史放進去。」

他曾是個憤怒青年。「我思疑現在的學生只會背誦，是因為課程沒有讓他們感到親切的題目。跟他們講法國大革命，他們其實卻連法國在哪里都不知道。」

推翻歷史

他 專注研究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社會史。踏遍幾百條村落，他提出同一姓氏的村落，並非單純是有血緣關係的人靠攏一起，而是不同的人藉同一太公的名義，夾錢去 起祠堂，從而開發田地做生意。研究後殖民時期，他又跑去政府檔案處翻查戴麟趾與倫敦來往的私人信件，推論後殖民時期並非由回歸日起計，而是由六十年代開 始；且公屋的興建並非如初中教科書所說的，由石硤尾一場大火所致。

他的破格論述震撼了歷史學界，也深深地衝擊學生的心靈。記者說在他的學術文章里見到他事事懷疑的心態，五十八歲的他返老還童，極愛別人稱讚。「我好感激你這樣的說，呵呵呵呵……」對上了嘴，他開始大膽說出他多年來的疑惑。

「我 思疑社會上好多事情都是掛羊頭賣狗肉。」他沒有直接說出所思疑的對象，但記住他所想的歷史是需要思前想後的。他中學唸聖保羅男校，好奇心驅使他跑到一所叫 聖芳濟的學校，參加人家的生物學會。「有的同學鍾意研究雞，就帶隻母雞回校觀察牠如何孵蛋；有人鍾意研究螞蟻，就帶個蟻竇回學校慢慢觀察；喜歡研究地質 的，就執一堆石頭到實驗室玩。」

這是他唯一一段肯 講的想當年。他說得很高興，還說那個生物學會里的事，改變了他的一生，不過快樂急轉直下，「那年大家都讀中五，會考生物科我拿了個『良』；那些同學對生物 的認知肯定好過我，但他們的考試成績都比我差。」說時他給記者一個吊詭的眼神，再強調：「但他們的學習態度好正確呀。」

不派筆記

據說他從不派筆記給學生，上堂就帶一大堆歷史文獻去跟同學一起讀。讀到某幾行他又會提出他的思疑。提到冇筆記，他忽然很是激動︰「沒筆記？我已經寫了好多書呀！讀歷史就是這樣，甚麼筆記？到底你們還期望些甚麼？」

幾經解釋，他才放下戒心。原來二十年前，有位死都要筆記的學生曾就此跟他激辯，大概讓他又動氣又受傷。從生物學會開始，他學懂要學習的其實是如何學習。

「學者的任務是甚麼？學校給我薪水，就是要我來學習！然後我讓學生看見我如何學習！有些人常說有好多事可以教學生，我思疑他們到底可以教些甚麼！

「我思疑大學為何又急於變成一個職業訓練的地方。我讀書的年代，唸大學時大家讀讀歷史、讀讀文學，又可以讀讀地理、心理學。畢業時才花一、兩年去修專業資格。中學我們又有很強的預科理念，要學作文（寫論文），現在的大學生連作文都不會；對世界也從不好奇。」

異曲同工的卻是教授們的遭遇。「在英國，中國研究是很冷門的科目，我可以專心地工作；在香港……我要兼做好多行政工作，又譬如我要抽時間做訪問……有些納稅人交稅變成大學經費，他們想知道我們這幫人其實在幹些甚麼，我可以理解……」

狡詐才能讀史

訪問的翌日，聽說他躲在圖書館一整個下午，系內的人打鑼打鼓要找他處理行政的事，卻無人見他影蹤。他曾經很愉快地告訴記者，到七月份就不再續任系主任一職，即可以專心地做他的思疑工作。

關於他的反叛、思疑，與模稜兩可，有幾個可以思疑的地方︰生於四七年的他，耳聞目睹過文化大革命，又積極參與過學運。他形容參加學運為「年輕時都曾經打架」，但「打架」的內容，他辯稱自己年紀大，都忘記了。如今做了學者，他坦言仍有一些需要抗衡的事，心中依然有團火。

另 一個關於他的傳說︰據說他曾在課堂上跟學生講，如果歷史學者不夠狡詐（cunning），就不能明白歷史。記者追問此話何解，他反駁說︰「唔係咁樣。最近 我在研究商業史，我說所有生意都是從狹縫中生出來，顯示商人必是狡詐；歷史學家若然太單純，就不會讀得明商業史。」記者思疑，他豈不是換個方法講同一樣的 事？這又算不算夠狡詐了？